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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22日

中大社会工作学系公布香港人的助人、求助和互助文化研究

2008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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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教授莫邦豪教授 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学系助理教授梁芷芳博士 (前任中大社工系一级导师)

早在三十二年前,港督麦理浩爵士已在当时的立法局提出社会建设的理念,建构香港成为一个「互相关怀、互相帮助」的社会(1976年施政报告)。今天,特首和财政司司长不约而同朝着同一社会发展的方向,发展社会企业,提高社会资本和促进官民商的合作,希望提倡和深化香港的关怀和互助文化。从麦理浩港督到曾荫权特首三十多年来的管治和倡议,香港是否已有一套关怀和互助的文化?要进一步促进香港的关怀和互助文化是谁的责任?应采用何种策略?香港中文大学(中大)社会工作学系莫邦豪教授和梁芷芳博士于本年5月进行了一项有关本港助人文化的调查,以随机抽样形式,成功地以电话访问了1,003名市民。成功回应率为48.9%,抽样误差为±3.09%以内。

调查结果

助人指数

调查结果显示,当他人有经济困难时,香港人的助人意愿是因人而异的。最愿意帮助的是直系亲属(83.3%),其后依次为好朋友(51.2%)、非直系亲属(49.2%)、老弱无依者(40%)、邻居(18.5%),以及普通朋友(12.8%)。是次调查综合五项指标得出「助人指数」。指数范围由0-10分,0分代表完全不会助人,10分代表一定会帮助他人。而调查所得的助人指数是5.46,显示香港人助人的意愿差强人意,仅略高于中位数。

为何香港人助人的意愿不太强?原因之一可能是被访者认为自己未必有经济能力和经济条件去帮助他人。其二,大部分的受访者认为「求助人的要求是否合理」是他们考虑会否提供帮助的重要或极重要因素。这些被访者也较愿意帮助不认识的老弱无依者。其三,「求助人能否自己解决问题」以及「是否有其他资源可以解决求助人的问题」也影响被访者帮助不认识的老弱无依者的意愿。由此可见,助人意愿乃出于理性判断,而理性判断的基础则建立在合理性和需要性上。

求助指数

同时,调查发现香港人的求助意愿偏低。除了较为愿意向自己的直系亲属求助之外(63.0%),少于半数愿意向他人求助,甚至连向好朋友求助也不太愿意(只有37.4%),而且大部分被访者几乎不会向普通朋友(4.4%)及邻居(3.8%)请求经济帮助。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受访者却较愿意向有关政府部门(45.9%)或社工(30.7%)求助,这反映出愈来愈多市民觉得个人有困难时,政府应该和有能力通过属下的部门或社工施以援手。同时亦显示市民的社会意识和对个人权利的认知有所提升。是次调查综合5个指标得出求助指数。0分表示有经济困难时完全不会向人求助,指数是10分时表示一定会向人求助,而5分是中位数。调查得出的求助指数结果是3.69,显示香港人遇到经济上的问题时十分不愿意求人帮助。

为何香港人的求助意愿偏低?研究人员有三个推测:首先,正如调查指出,香港人不太愿意帮助他人,既然自己不愿助人,当自己有困难时,又怎能要求他人帮助?而且他人亦未必愿意帮助自己。其次,可能与中国人的面子有关。求助并不是光彩的事,可免则免。所以,更多人愿意向不认识的政府官员及社工求助,而不愿找亲戚和朋友帮忙。最后,香港人不愿求人,与我们相信的「求人不如求己」及「家丑不可外传」的观念也有一定关系。

值得关注的是,老年人的求助指数最低。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生活要求不高,不太需要求助;也可能是老年人多要顾全面子而不愿求助。但在老人自杀率高企的香港(根据香港大学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2008年的报告,60岁以上的老人每十万人口的自杀率为27.6),老人求助指数偏低的现象实在令人担忧。

互助指数

是次调查综合助人指数的五个指标和求助指数的指标,拼成一个互助指数。调查结果显示,香港人的互助指数是4.59。总括而言,香港人的互助指数偏低,有待提升。

提升互助文化,是谁人的责任?调查结果甚为有趣,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个人的责任多些(51.6%),只有17.1%的受访者认为是政府的责任,认为两者都有责任的占27.2%。

背景分析

不同背景的香港人,他们的助人指数、求助指数和互助指数有没有不同?统计分析显示,受访者的性别和教育对他们的助人行为、求助行为和互助行为并无影响,但是他们的年龄、宗教信仰、就业和婚姻状况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宣传渠道

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认为要推动和发扬「互相关怀,互助互爱」的精神,四种有效的方法按比例依次如下:家庭教育(67.4%),学校教育(66.1%),传媒宣传(40.6%)和社区教育(36.8%)。

建议

基于以上的调查结果,建议政府全面检讨现行的社会政策,并制订明确而具体的政策目标和策略。同时,建议在中小学课程和通识教育的环节中加强互助教育,令互相关怀、互相友爱的精神变成市民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每所学校的家教会在推动互助文化和关怀文化方面也可以扮演重要角色,而学校社工也可积极参与推动关怀互助文化,从学校开始,推展到家庭和社会。

再者,受访者认为要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因为大众传媒起着潜移默化的功用。建议政府拨款透过大众传媒宣扬互助文化,改变香港成为一个具备高度「关怀和互助」精神的城市。最后,香港的互助组织和自助组织在推动互助精神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政府应该增加资源,促进这些组织的成长和发展。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教授莫邦豪教授
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学系助理教授梁芷芳博士 (前任中大社工系一级导师)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教授莫邦豪教授 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学系助理教授梁芷芳博士 (前任中大社工系一级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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